贵州师范大学校报电子版 - 第721期(2017年9月11日) - 第03版:第03版      语音播报
 

教师的两个目标(上)

作者:○ 汤国铣

  “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至于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那都是无所谓的,这个任务是由于你的需要及其与现存世界的联系所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三卷)教师的性质决定了他的使命、任务是“教书育人,”这个任务是由他与社会特定的联系方式决定的,因而也成了他保持这种联系的必然需求。为了完成好“教书育人的任务”,教师应该努力达到两个目标:做好“教材”和把课上好。下面就这两个问题说说看法。
  把“教材”做好
  这里的“教材”不是指教科书,不是指书本、文字,而是指教师。是说教师就是教材,我们应该成为教育学生的最好教材。
  作为教育学的门外汉,第一次读到“教师就是教材”心里嘀咕了一下:人成教材了?但很快我就觉得它没说错,不但没错而且贴切、新鲜。我们讲“为人师表”,就是讲教师是人们学习的榜样、表率,也就是说教师是学习的“教材”。讲“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身”即人,也是讲教师是学习的教材。过去有“人师”“经师”之说,“人师”,“智如泉涌,行可为表仪”,也是说教师其人就是教材。所以有学者说教师工作的特点,“不是使用物质工具去作用于劳动对象”,而“主要是以自己思想,学识和言行,以自身道德的、人格的、形象的力量,通过示范的方式直接影响着劳动对象”。又有学者说,教师劳动的显著特征是“教育主体与教育手段的同一性”,即教师既是教育的主体,又是以自身作为教育学生的手段、工具,“一身而二任”。可见教师就是教材是毫无疑问的,问题不在于是不是,而在于好不好。我们的目标就是做“好教材”。古人说,“经师易获,人师难得”,我们一定要努力当好“人师”。
  教师是教材,而且是学生最好的教材。为什么这样讲呢?瑞士教育理论家裴斯塔洛齐认为,“人生来就蕴藏着各种能力和力量的萌芽,它们都渴望得到发展”。正如“眼睛要看,耳朵要听,脚要走路,手要抓物”一样,整个人都要求全面,和谐的发展:即“心要信仰和热爱,智力要进行思维”,天赋的道德力量要求“唤醒道德情感,形成道德观念,养成道德习惯。”所以每个学生都有发展、成长的强烈愿望,但人的发展不是山野林木,任其自由伸展,成啥样算啥样。它需要文化的引导,开发与规范,需要“以文化之”,这就是教育。所以说“只有依赖教育,人才能成为人”。在对人的教育中,“言教”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还是“身教”。人应该怎样发展,怎样成长,怎样一步步前进,学生需要一个“比较完美的形象显示在他面前作为人生的路标”。这个人,在他们心目中就是教师,在某种程度上教师就是他们“看齐的理想形象”。也就是说,“在学生眼中,教师是神圣的——他既是成人社会的代表,也是是非善恶的标准,所以对教师的一言一行都十分在意”。教师作为最直接的学习榜样,他对学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王夫之说,“躬行”是“不言之教”,是“以不言之化,行感化之教”。教师言行的这种榜样作用对学生心灵深刻而巨大的影响,是任何教材的教育内容所无法比拟的。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说:“这种教育力量不是教科书所能代替的,更不是什么道德格言和奖励制度所能代替的”。特别是今天,知识可以从许多途径获得,教师的这种影响却不可能从别处得到,显得格外宝贵。“教师怎样表现自己以及在哪些方面表现自己,根据这一点,学生就可以得出结论:人一般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是善良,什么是公正,什么是价值,什么是意义,什么是理想……教师的人格能吸引学生,以其思想——生活观点、信念、道德——伦理原则,智力的丰富性和热爱教育及其教育者品质的完美性来鼓舞学生”……这一切都是任何教科书,道德格言和奖励制度所不能替代的,所以说教师的榜样作用,他的“身教”、“躬行”是“最好的教材”,教师就是最好的教材。
  第斯多惠说得好,“正如没有人能把自己没有的东西给予别人一样,谁要是自己没有发展培养和教育好,他就不可能发展、培养和教育别人”。这是以最简明的语言表达了“教师是教材”,且应该是好“教材”的道理。伦理学有“示范群体”一说,是指在行为方式、生活习惯、品格特征、价值追求等方面,对社会起着“典范影响作用的特殊社会群体”。可惜未说明它是哪些群体,但我敢肯定,比之于其他社会群体,教师的示范作用最为突出。因为唯有教师是“以身立教”的,“为人师表”就是他的职业,“在道德与学问上为人榜样”就是他的职业。他不仅以自己的表率、榜样影响学生,而且因此而影响整个社会。除此而外,其他任何社会群体都不是以做表率、作榜样为职业的。正因为这样,人们才说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有幸从事这项工作的每一位教师都应该为此感到光荣和自豪。
  把课上好上课是教师的神圣职责,是向学生系统地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和基本技能的主要方式,必须努力把课上好,出色完成这一光荣任务。怎样才能把课上好?需要从多方面
扎扎实实地下功夫,这里只略谈三点想法。
  第一,上课不是单纯的传授知识技能,要坚持教学的教育性。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明确提出“教育性的教学”这一原则,认为“任何教学过程都必须具有教育性的作用”,“教学如果没有进行道德教育它就只是一种没有目的的手段”。他的这个观点已成为公认的教学原则,我们讲的“教书育人”也是这意思。为什么强调教学的“教育性”?他说如果不对学生生来就有的“盲目冲动”加以“约束”,就把他们的“未来人格置于许多危险之中”,甚至会发展到“反社会的方向”。大哲学家洛克在 《教育漫话》 中也说,如果不能在学生的“行为与心灵上排除不良与邪恶的习惯,那么,文学、科学以及教学上的一切成就都没有用处”。这些话都说得比较重,强调了“教书”必须“育人”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如亚理士多德所说,“知识对德行很少帮助,或者甚至毫无帮助。”可见仅有知识并不能保证学生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材,所以我们一定要自觉地坚持教学的教育性,在教学过程中,真正把教书与育人统一起来,使学生把学习知识与自我成长统一起来。这是上好课第一要紧的事情。
  教学的“教育性”具体该怎么理解?第斯多惠认为人的天性中有一种“自动性”,如观察、感觉、思维、语言、自制等都是“主动地趋向于自己认定合理的目的去活动”。教育是什么呢?就是“培养人主观上的主动愿望和追索的能力”,使之“朝着真善美的标准去发展”。具体地说,就是使学生“把真作为自动认识的目的,把美作为自动感觉的目的,把善作为自动意志的目的”,也就是使主观上“知情意”的发展与客观上“真善美”的要求结合起来,一致起来。这样,教育“才算培养了 ‘全人’,”而不是片面的人。教育史家认为他的这个观点是把“个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心理发展与伦理标准等结合为一体”来论述教育的性质、目的、任务、内容,有辩证法,有理论和实践意义。根据他的这个观点,教学的教育性,也就是教学要有效地促进学生的“知情意”向“真善美”方面发展,能做到这一点教学便是有教育性的,否则就是没有教育性的教学。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教学要处理好与教育,与发展的关系,要求教学过程必须“同时是塑造个性、信念、意志、情感的过程”,否则就是还没有“深入到教育领域”的教学,“便不是成功的教学”。又说智育必须“培养人的科学世界观,形成丰富的精神世界和积极主动的劳动态度”,而不仅是传授知识,等等,都是对第斯多惠观点的发展,也是对教学的教育性进一步丰富。
  在“应试教育”、“知识改变命运”盛行的当下,上课就是传授知识,重教书轻育人,重科学性轻思想性的现象普遍存在。让教学回归教育性,坚持“教书育人”,坚持教学的“科学性与思想性统一原则”,是教学改革的核心,也是时代的迫切要求。这需要提高认识,也需要探索路径、积累经验。教育是对心灵的教育,说到底,教学的教育性就是要在教学中自觉地去触动和影响学生的心灵。如台湾大学历史系吕世浩老师上历史课不局限于讲述历史知识、年代,而是让学生在一些重要的历史节点上与历史人物做“身份的互换”。例如:如果你是张良,当一位老人要你到桥下去给他把鞋子捡上来,你会怎么做?你与张良的选择是否一样?又如,当接到父亲赐死的命令时你会怎么选择?重耳的选择是逃跑,扶苏的选择是执行命令,李世民可能谎称消息是假、带兵打过去。吕老师说,“其实当代人所面临的种种艰难选择古人都遇到过,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就在于选择的不同。只有自己与历史人物相互印证,才会有实质性的进步与收获”。学生的这个“实质性进步与收获”,也就是历史教学教育性的体现。无论是人文知识还是科学知识都是一种客观存在,都与学生的心灵无关,但经过教师的处理都可能与学生的心灵联系起来,并有效地触动它,影响它。比较而言,人文科学在这方面显得更容易一些,但自然科学的教学也是可以作到的。如有文章在论述“科学教学中要适时深入人文理念、情感取向和价值判断”时举了学习“二氧化碳的性质”一例,说学习这一节“可以从干冰降雨、舞台烟雾、灭火救灾等方面引发学生积极的情感体验,培养他们正确的人生态度与价值观”。文章认为,科学教育不应该是“异常单调、枯燥和乏味”的知识传授,要“让科学学习和科学探索呈现人性之美,使人在精神上找到 ‘家的归属’,并由此唤起对科学的美好追求。”这些话都是讲得很好的。
  第二,讲授知识必须联系实际,尽量利用学生已有经验,努力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说明问题。同一门课,同样一本教材,不同教师讲授的效果可能大不一样,学生的收获可能有天壤之别。苏联著名教育家马卡连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以为,一个集体里有四个有才能的教导员,要比有四十个庸碌无能的教导员还要更好些。”好的教师上课与不够好的教师上课区别究竟在哪里呢?主要就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前者做得好,后者做得不够好。举个例子,毛泽东的著名哲学论文 《矛盾论》,最先是1937年他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课的讲稿,应该说,这个课是不好讲的。一方面,形而上学被称为“玄学”,是一切知识、理论中最难懂的道理。另一方面,“抗大”的学员主要是红军干部,国统区去的知识分子只占少部分。红军干部文化不多,这些“知识分子”也是小知识分子,一般只有中学文化。在这种情况下要把深奥的哲学道理讲得学员能够听懂、接受,当然不容易。但毛泽东最善于将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地讲大道理,因此把课讲得非常好,很受欢迎。
  (作者系文学院退休教授)

特别推荐:

您若代理推广下列互联网云产品,您将会获得意外惊喜,赶紧点击联系我们吧

供稿:
验证码:点击更换图片
    
       语音播报
 本版其他文章
· 教师的两个目标(上)
· 谈谈中学作文教学的 “度”
· 贵 州 高 校 学 生 事 务 文 化 育 人 思 考
本版缩略图

 相关文章
 我有话说

验证码:点击更换图片  
 最新评论

 请您注意
· 经营许可证编号: 京B2-20050528
· 尊重网上道德,遵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尊重网上道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民事或刑事法律责任
· 阅读网新闻留言板管理人员有权保留或删除其管辖留言中的任意内容
· 您在阅读网留言板发表的作品,阅读网有权在网站内转载或引用
· 参与本留言即表明您已经阅读并接受上述条款